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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学者:深化改革 中国执政者需同盟军

2018-08-22 14:15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胡国泰】“这个国家永远让我感到惊奇!”见证过中国近40年社会变迁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曾这样感叹。赛奇写有《中国政治与治理》等多部研究中国的著作,近日,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当下最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基本上都和政府治理有关系。赛奇说,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中国必须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他认为,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改革是动真格的。在现代治理体系上,“学美国没什么意思”,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需要找到自己的道路。

  赛奇: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通过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机构来推动改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改革是多么困难,设立新的机构表明,他们对改革是动真格的。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但我认为,中国政府领导层和官员仍有很多不安。中国领导人完全清楚问题在哪里,挑战在于处理这些问题的先后次序。

  中国的领导有几个支柱,包括的绝对权力,如在经济中,国有企业保留强有力的地位。特定的所有权形式是必须的,例如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化。这的确意味着,改革的操作空间有所局限,但在下一个10年或15年,中国必须建立一套可行的、灵活的制度。这也许是为什么习说,我们既要有制度自信,又要深化改革。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赛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非常好,提出的问题是完全对的,都是必须解决的。我认为,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干60项事情,中国政府更应集中精力解决3到5个问题,如果成功了,更能取信于民。

  赛奇:一个是金融系统、国有企业的反垄断改革。我认为,在这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很聪明,它没有说要把国有企业去掉,而是说要保留,同时要让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办法。第二是资源和能源的价格改革。要让改革有更大成功的机会,关键的问题是,要赢得支持改革的新的同盟者。新提出的改革,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即使不是“绝对的输家”,“相对的输家”也会是改革的强大抵触者。许多官员、政商裙带关系就是“相对的输家”。

  赛奇:要战胜“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会非常困难。因为市场、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没有太多政治权力。因此,我想中国领导人必须说服那些今天的“既得利益者”,这是唯一的道路,告诉他们,改革不是要抛弃他们,将来仍会有你的好处,但不像过去那么大。如果不这么改革,大家都没有好下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改革会非常成功。回顾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很清楚,谁可以从改革中受益。当时,得到人民的支持,农民承包土地经营,乡镇企业发展,许多官员在“文革”后复出。许多人在上世纪80年代从改革中获益。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经济出一些问题时,去深圳等地南巡,重启改革新阶段,又一次非常清楚地指明谁是改革的同盟者。因此,我认为,中国深化改革仍要有强有力的同盟。

  赛奇:中国当前最大的挑战和问题、最尖锐的矛盾,基本上都和政府治理有关系。谈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说得对,必须有现代化的系统,中国的一些试验已经开始。

  我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提高治理透明度,另一方面要多一点针对官员的责任制。必须想办法让百姓来“管”他们的官员,真的赋予他们一些权力。此外,政府官员也要提高水平和能力。

  赛奇:要多开一些渠道,让老百姓可以提出意见,多一点办法监督官员的活动。这方面,重要的是预算公开。现在老百姓不知道政府怎么花他们的钱。同时,让媒体更自由地监督官员。必须解决透明的问题,让老百姓找到办法,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政府官员也要提高水平和能力,是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有针对中国官员的培训?

  赛奇:实际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中国政府官员办的培训班,也是尝试提出一些最佳的实践,并教给他们公共政策分析框架。有些在其他国家好的模式,可能对中国有用,但最终要由学员来判断,如果有用,可以试一试,如果没用,就扔掉。

  赛奇:我想强调,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每一个国家应找到他们自己的路。中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不一样,与日本的民主也不一样。这些都是从各国的历史发展形成的。如果看中国的未来,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有几个方面对中国比较重要:第一,在未来,国家的作用肯定还是很强,比美国强得多,因为美国的历史,开始是反对英国的帝国主义,他们不要一个强的政府,而是要有更多的制衡。相比,法国政府的作用就够强。中国肯定还是会有比较强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如国有企业会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中国会有比较强的领导人,中国有这样的传统。和俄罗斯一样,你看普京,好像俄罗斯人比较喜欢一个强的领导。